【编者按】 《西北大学学报》创刊于1913年7月1日，原名《学丛》。其创刊意义非凡：一是首次向我国西北地区系统传播了西方民主制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潮，以及科学强国的理念；二是填补了我国西部或北方地区新闻出版事业中“大学学报”这个新门类的空白。它还酝酿了五四运动前夕偏僻的西北地区知识阶层浓郁的民主气氛与科学气氛，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中具有石破天惊的拓荒意义。1914年《学丛》停刊以后，从20年代至50年代先后有《西大学报》、《西北学报》、《西北学术》、《西北月刊》、《西北大学校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等刊一脉相承，延续至今，已届95个春秋。2008年9月16日，《西北大学学报》隆重举行创刊95周年庆典。全国政协副主席、区域科学研究专家陈宗兴教授发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办好西北大学学报”的题词；原大庆市委书记、石油地质专家李志廉先生发来贺信；全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等社团发来贺函；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地质学家孙勇教授和西北大学校长、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乔学光教授发来贺信；西北大学副校长朱恪孝研究员代表学校讲话。其中，尤其是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主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西北大学双聘教授张岂之先生、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著名史学家彭树智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张国伟教授出席庆典并作了即席演讲，特别就大学学报的历史功能，结合自己和学报的不解之缘，高谈阔论，高屋建瓴，真知灼见闪烁其间，特整理于此，以飨读者。
张岂之教授自1954年28岁起在《西北大学学报》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至2007年第5期发表的《关于环境哲学几点思考》一文，前后持续54年，共在学报发表论文20篇，几乎伴随其学术生涯的整个黄金期。因此，他一开始就批评有关“大学学报为学术垃圾”的说法是错误的，放大了个别现象。他强调认为对大学学报历史开展研究很有意义，今后应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要将大学学报的研究与国之大事联系起来；二是要将大学学报的研究与大学人文传统的研究联系起来；三是要将大学学报的研究与科学传统的研究联系起来”。
何炼成教授从1956年29岁起在当时的《西北大学校刊》月刊（学报前身之一）第8期发表第一篇论文——《关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1957年又在学报发表《试论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思想》，前后发表论文 43篇，最晚一篇为发表在学报2007年第5期《对马克思经济学几个基本原理的探讨》，前后持续51年。他强调认为大学学报“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发表各种不同学术见解，我的一些曾受争议的学术论文就是在其他刊物退稿后由《西北大学学报》发表的，因此我非常感激学报，也愿意将自己论文首先交由学报发表”。
彭树智教授1954年23岁大学应届毕业当年就在当时的《西北大学校刊》月刊（学报前身之一）发表《把美丽的青春献给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一文，稍后又以研究生身份在1957年第3期的学报发表其第一篇论文——《1857年印度反英大起义前夜的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是为其南亚中东史研究的起点，他在学报发表的最晚一篇论文为2004年第六期发表的《论中东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前后共发表论文31篇，持续51年。他称“大学学报为社会公器”。
孙勇教授指出：“西北大学诞生之初就确立了“绵文武之遗泽，宏汉京之雅化，树大学之先声”，以及“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的远大抱负，即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西大人也不辱使命，在恢复周秦汉唐文明和创建新型西北文化的伟大事业中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光辉业绩。然而，这一切如无学报忠实的记载，今天我们可能知之甚少，以致我们百年校史的文字根据、我们校牌上鲁迅墨迹的原始出处、各个时期学科生长、著名教授的成名之作，几乎全部出自学报。在全国综合性大学或211工程综合性大学学报的影响因子排名一直名列10名左右，在世界范围的网络最新访问量接近百万次，已成为我校最强大的对外学术交流窗口之一。这说明《西北大学学报》是西北大学学术发展和治学精神的一个品牌，是西北大学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因此学校对学报的发展应该负有责任。如果不依托于学校，学报这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是很难与顶层专业期刊争夺权威作者群和读者群的；学校应尊重学报在办刊方面所应遵循的客观规律、专业精神和行业规范；学校应该将学报的发展纳入学校学术发展与科学研究的长远规划，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财力支撑和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其学科孵化和育人功能；应该通过学报这个窗口让公众尽早知道西大学术上的每一点进步，并如实记载下来，传至后世”。
乔学光教授指出：“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曾经说过：“科学研究有三个阶段，首先是开拓，其次是完成，第三是发表”。这说明在学术期刊中发表研究成果，几乎已成为学术成果获取社会公认的惟一形式，也成为科学研究的必经阶段。我们学校作为以文理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主要是通过生产思想来获得社会承认，或者说我们学术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著书立说。然而，思想不能只存于大脑，要通过学报这样的媒体公诸于众才会发挥作用。学报的重要作用正在于此。它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学术成果流入社会的一道闸门，是与学界沟通的一座桥梁，是外界深入了解西北大学的一扇窗口。因此，学校要重视学报的建设和发展，褒扬其为人作嫁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调动编辑人员的积极性，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将其与教学科研人员同等对待，充分发挥其在学风养成、学术新秀培育和学科生长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向研究生、青年教师提供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发表园地，使其尽早完成学术积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成为各个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
朱恪孝研究员指出：“办好一所大学，一定要办好一份学报。学报是科研成果的存储器、成果展示的场所、深化研究的催化剂、扩大影响促进交流的媒介。因此，学报是大学教学科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支撑条件。我校前身北平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得好：一个实验室，一份学术期刊，是现代科学社会的两大重要标志。同时，我认为这也是现代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学报在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校几乎全部博士生导师都在学报发表过论文，其中有不少为其步入学术研究领域的第一篇论文，或其所从事学科的奠基之作。我校终生教授张伯声院士1943年起先后在学报发表12篇论文，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学报发表的有关波浪运动和镶嵌构造的系列论文构成了地质力学的五大学派之一，也是其在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1980年10月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基础成果。这一实例正说明学报在学术人才成长和学科孵化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学报面临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信息化、网络化等诸多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发展，需要我们开拓进取，勇于创新，以应对新挑战。唐代《贞观政要》中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我想，要求得学报的发展壮大，其根本在人，而欲令学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根本动力，还来自于人。因此，要办好学报，必须养成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学报的编辑非常辛苦，常年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默默无闻，为人作嫁，无私奉献，这正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所要提倡的，也正是我们所要发扬光大的。作为主管校长，我的责任就是：“予有善，吾为扬之；予有功，吾为叙之；予有患，吾为排之；予有屈，吾为伸之”。我愿意做好后勤服务，做学报发展的坚强后盾”。
综上所述，学者们认为：第一，《西北大学学报》构筑了旧中国西北地区罕见的最高学术论坛，物化了学术立校的理念，成为传承周秦汉唐文明和创建西北新文化的渊薮；第二，《西北大学学报》是西北大学的百年史册，反映了西大文化的深厚积淀，也是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历史档案中最宝贵的珍藏，以致《西北大学教育理念文选》中有90%以上内容取自各个时期的学报；第三，《西北大学学报》是西北大学学科生成的孵化器；第四，《西北大学学报》是学术人才成长的摇篮，全校所有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几乎全部在学报发表过论文，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更成为学报的主要作者群体，其中不少论文为其成名之作或平生在学报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在学报95年的发展历史中，受到了全国各界知名人士的关爱，也聚集了强大的编辑和作者队伍。黎锦熙、萧一山、陈剑翛等曾任学报编辑。现任学报编委中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有9人。曾在学报发表论文的知名人士有康有为、鲁迅、郑伯奇、许寿裳、罗章龙、夏元瑮、吴宓、陈梦家、 季羡林、李约瑟、侯外庐、张岂之、何炼成、彭树智等知名学者。曾在学报发表论文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教授；曾在学报发表过论文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有张伯声、虞宏正、华罗庚、李四光、王元、秦元勋、高鸿、侯洵、吴文俊、张国伟等教授。全国政协委员、青岛大学原校长竺苗龙教授，1967年至1977年尚在西北一小山沟农场，理科学报1974年第2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时年32岁。从1974年至1989年单独或与人合作，先后在理科学报发表有关多级火箭和人造卫星最佳轨道研究的21篇论文。钱学森、宋健对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竺苗龙因此于1978年调入西工大，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并获全国优秀成果奖。他所发表的40余篇论文，几乎半数发表于西大学报。1978年至1980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和外文版《人民中国》等先后以《人造卫星轨道的最佳探索者》为题发表长篇通讯或消息，报道其事迹，并特别报道了西北大学学报编辑的伯乐之功。世界著名数学家辛周平的平生第一篇论文——《发散积分有限部分的一些性质》发表于理科学报1983年第4期。他当时还是我校数学系年仅24岁的硕士研究生（4年后他才在国外发表他的第二篇论文）。这篇论文至今仍被引用，也成为他从母校学报踏入数学王国的第一步。
（姚远整理）
